涉及土地利用的重大问题，要让农民成为谈判的一方
[搜房网记者]：即使有一些“有骆驼梦的企业”愿意与集体合作，把农民变成“有产的劳动者”，您认为目前政府会否支持这一发展方向？
[李津逵]：这种企业打交道的对象是地方政府。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建设城市的愿望都是十分强烈的。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中，农民未能成为谈判的一方而造成利益的损害，或者是土地的利用中违犯了国家有关的政策法规而被上级机关查处。
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是要让农民成为谈判的一方，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听取农民意愿，涉及到土地的利用等关乎农民权益的重大决策，一定要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等民主程序；二是要划定一个范围以特定的项目进行尝试而不是大面积推开。顺华杨庄的项目是以旧村改造的政策拿下来的，上海置地在罗店的开发是一城九镇中的项目。地方政府只有划定了一个试验的范围，才不致让上级机关心中无底，才有可能得到上级条条部门的支持。
背对着农民的城市经营是一个时期的集体无意识
[搜房网记者]：您认为应如何防范基层政府或村一级组织假借“农民利益”之名，行伤害农民利益之事？（各地今年来也多次传出此类土地纠纷事件）
[李津逵]：重新唤起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一线人物、中共老一辈农村问题杜润生同志在《生日有感》中说：“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计划经济年代里，领导干部的交友圈中都是车间主任、劳动模范、生产队长。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拉动经济增长的已经不是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这样简单，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依靠招商引资的时候，党政领导打交道的对象、发展经济所依靠的力量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今天，假如让各级领导干部们数一数自己来往、最亲密的朋友都是哪些人，不难发现，更多地是和企业家交朋友。这是城市竞争、经济起飞的必然结果。但是农民和工人，失地农民、进城的农民工、三资企业中的工人，这些弱势群体，很容易处在我们视野的盲区。
以土地经营为例，政府一方面收储土地，一方面划拨和出让土地。划拨是为了提高公共设施的水平，出让则是预算外财政的主要来源。在这个方向上，收储制度、招拍挂制度都是为了收入提升也就是效率的提升（当然，招拍挂也关系到开发商之间的公平竞争）。另一个方面，政府土地的来源是原集体土地和城市居民的土地。这就涉及如何补偿农民的土地权和城市居民的土地使用权。这个方面政府的作为不仅是支付土地经营的成本，还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显然，在步城市经营中，地方政府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土地的“出口”，而不是“入口”。
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经营城市宝典》文集中26位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文章为例。除去一些谈城市特色、城市战略的文章外，提到关于土地收储、垄断一级市场、招拍挂等“经营土地”的方面内容的有16篇。应该说几乎谈到城市经营的文章都涉及到了土地的经营。但是提到关于“拆迁改造、安置”方面内容的只有3篇，其中2篇提到拆迁改造在推进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但未提安置问题，只有1篇提到“出台了拆迁、安置、补偿等方面的政策”。16篇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到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对失地农民的安置等问题。
必须说明的是，这种背对着农民的城市经营是一个时期的集体无意识。在同一书中还编入了一些专业研究人士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经营进行了研究，同样也没有提到对于失地农民和被拆迁户的合理安置。我的一篇文章“以人为本，经营城市”，也是从环境行为学的角度来谈城市公共空间的以人为本的，并没有关注到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和被拆迁户的财产权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产官学界，在轮城市经营过程中，主要关注点都在于提升财政效率，而社会的正义与公平这个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中落入了盲区。
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国官本位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权力私有化的趋势有增无减，在体制整体上没有改变的时候，一个局部、一个城市政府运行的高效率，必然伴随着高度的集权和监督机制的欠缺。在城市经营中，土地出让金长期处在预算体制之外就是例证。当社会多元化、利益分层化越来越突显，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瓶颈的时候，重新唤起各级政府对于人民群众的感情，这可能是我们确保“执政为民”，确保执政能力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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