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物简介刘桓国务院参事、税务学院副院长，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财政预算民主监督小组组长。长期从事财政税收、金融证券理论及实务研究，曾在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工作，先后任北京市西城区地税局副局长和北京市地税局局长助理等
房产税不应涉及基本住宅
房产税现在征有些晚了，如果十年前开征，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或许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
新京报：你赞同尽快扩大房产税试点？
刘桓：房产税现在征有些晚了，如果十年前开征，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或许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我赞同尽快扩大征收房产税。
对于建设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我认为包括三条，条是卡住贷款和资金，第二条是税收调节，第三条是政府保障房。这三条如果能同时做到，就可以改变现在房地产市场这种被动的局面。
上述三条中，我认为最核心而且马上就能起到抑制效应的就是税收。以往针对房地产的税收为什么没有起到作用？因为它基本都是在交易环节进行调控，这样很容易转嫁到房价本身，致使房价上涨，所以效果不是很明显，大家都说“十年九调控，十年十”。
新京报：自2011年重庆和上海试点房产税以来，两年的时间里，房产税试点并没有再推进，其中的阻力来自哪里？
刘桓：我认为阻力有两种来源。首先，存在技术问题。总体是税源控制。包括房产信息；房子权属划定；以及税基评估。
目前商业房产是按照两个办法评估，原值和租金，但这两个都不适用于民宅。在国外和中国香港地区很简单，有评估房屋价值的中介机构，香港有个地价署，是政府出资组建的一个中介机构，由这个机构评估香港每套房子的价值。但目前我们没有这个机构，政府说多少钱百姓不同意，所以在评估方法上是很麻烦的。
其次，阻力的来源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侵害自己的利益，制定政策的人本身是没有房子的人吗？
十年前我们就曾做过准备，最后还是没动，现在想想应该是失策了，如果当时先从一部分人群开始，也许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
新京报：房产税的改革很难推动？
刘桓：那倒也不是。改革的动力还是很足的。
新京报：那要通过怎样的路径推动？
刘桓：我觉得重庆的试点方案就很好。首先是卡住增量房，现在买房都要登记网签。今年政府宣布两个联网，即在2014年7月1日前将个人信息联网，不动产联网，联网成功后，在大面积普遍推行房产税试点的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另外，从存量房里的开始征收，不能清理全市的房产，清理别墅区总可以。普通百姓集中的看法也认为应该先让人群交税，这个做法是和百姓的一般意愿相吻合的。买得起别墅的人也不太在乎交房产税，一线城市的别墅价值上千万，交房产税对他们不构成太大的经济负担。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的人买别墅的少，还是主要集中在中小户型的民宅。所以对这样的房子要逐渐蔓延，从到中端再到低端，今后就可以达到理清房产的目标了。
新京报：不少老百姓担心开征房产税会加大自己的税收负担。
刘桓：中国目前征收房产税的原则是不会涉及基本住宅。中国人和美国人不同，房子对中国人来说是生活必需品。所以房产税应当对居民基本住宅免征。
对于基本住宅免征范围，我认为户均180平米以上比较合理。把百姓的基本住房稳住，剩下行为住房的交税，这样多数百姓是会理解的。
新京报：在目前的税种中，老百姓感受最直观的是个人所得税，个税需要做调整吗？
刘桓：个税需要调整。目前我国居民收入中，工资薪金占比下降到40%以下，这个比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90%，改革开放初期是50%以上。而在税收上，每年5000多亿的个税中，工资薪金所缴纳的个税占到65%以上，这说明税收的落脚点是有问题的。
相对应的税收应当其他来源的收入交税比重大，而工资薪金交税的比重轻，这是常理，但现在是逆向的，这个需要进行调整改正。
我国目前的资本所得税较轻，打个比方，你挣1万元工资，我拿1万元股息，按照个人所得税税率，1万元工资的税率是25%，1万元股息的税率是10%。工资薪金税重于非劳动所得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需要调整的。
新京报：调整的方向是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税征税方式吗？
刘桓：这种计征方式是有条件的，目前个税总共分11类，并不是的类型都适合放在一起。个人劳动所得应该综合在一起，比如工资薪金、劳务费用和稿酬等；其他资本性收入另外综合。把劳动所得、非劳动所得和偶然所得分清楚，三种收入类型按照不同的方式征收。
所得税增税的余地不大
企业所得税现在是25%，其他国家都降企业所得税我们不降，这对招商引资明显不利。
新京报：未来税制改革要进一步强调双主体，你认为流转税与非流转税的比重大概是多少？
刘桓：实际上，长期看还是以流转税为主，不管是从收入水平还是民族传统上看都会是这样，只不过我们会逐渐缩小流转税与非流转税的比例差距。
在美国买东西会实行价税分列，比如标明价格100元，税5元，这是美国人的习惯。中国人不习惯，中国人习惯直接说105元，不用说东西多少钱税多少钱，这和美国不一样。所以中国价税分离的局面会继续维持，流转税占比重大概是一个长期趋势。但我们会逐渐缩小流转税与非流转税之间的差距。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所得税增税的余地不大，企业所得税现在是25%，其他国家都降企业所得税我们不降，这对我们招商引资明显不利。
我们去温州和东莞等地，好多企业并不是倒闭，而是都离开了。过去有优惠政策，现在已经结束没有了，所以很多企业都去了越南柬埔寨等地区，这些地区的税收政策优惠幅度高。
一些企业在越南办厂，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是25%，但是15年内有优惠，前4年企业所得税为0，第5-13年是5%，第14-15年是10%，15年以后税才是25%。所以原来在大陆的外资企业，甚至是一些内资企业很多都跑去了那些地区。
我们一些税收减得也很多，比如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所以企业所得税方面减税的空间不大。
同时，个税大规模增加的空间也不大。
新京报：在中国实行价税分列比较难，所以如果降间接税增直接税的话，老百姓会直观感受到直接税增加了，而无法感觉到间接税下降？
刘桓：价税分列在我国接受起来比较难。
价税分离目前来看会有问题，比如说买个东西花了110元，价格是100元，税10元。如果税降到了5元，卖家还可以把价格变成105元，总价仍然是110元。这么做其实是把百姓给忽悠了。
因此政策上的调整和选择不能过分超前，中国朝着这个方向走没问题，但是需要一个过程。我认为这个过程三五年实现不了。我们探讨问题要立足当下，解决当下的核心问题，像总体税负问题、房产税问题和个税问题等，更加现实一些。
新京报：实现双主体的税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刘桓：双主体并不意味着流转税和非流转税一定要平分，目前是不平衡，但是正在慢慢改。未来随着流转税的降低，在总量适当增加的情况下，所得税占的比例有所提高，但这不是所得税主动提上去的，而是因为流转税降低，在增量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导致结构发生变化，使所得税比例提高。
新京报：也就是说所得税的提高弥补不了流转税的下滑？
刘桓：是的，补不上。
我们放缓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具体说放缓的主要是流转税增速，所得税增速基本不变。
比方说过去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增速都是10%，现在所得税依旧保持10%不变，但流转税降到8%左右，总体税收增速就从10%变成了9%。在整体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差异慢慢缓解，所得税比例相对提高，流转税比例相对降低，需要长期过程才会逐渐接近。
免责声明：凡注明“来源：房天下”的所有文字图片等资料，版权均属房天下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文中所涉面积，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建筑面积；文中出现的图片仅供参考，以售楼处实际情况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