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物简介刘桓国务院参事、税务学院副院长，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财政预算民主监督小组组长。长期从事财政税收、金融证券理论及实务研究，曾在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工作，先后任北京市西城区地税局副局长和北京市地税局局长助理等
财政支出结构应该偏向民生
政府要“以支定收”，在财政收入稳定的情况下，改善支出结构，支出结构应该偏向民生。
新京报：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总量及收入增速是合理的吗？
刘桓：从财政收入来看，我认为首先要保证政府开支，税收多少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叫作瓦格纳法则，税收应该满足财政功能，政府要“以支定收”。有些国家议会吵架不吵收入而是吵支出，支出定下来以后，再说今年的收入要比去年增加还是减少。如果增5%够了那就不用增加6%。
我国也是这样，开会先讨论支出，总支出以及各分项支出是否合适，比如卫生支出、支出分别要达到怎样的目标，然后再定税收多少。所以讨论财政收入的总量，首先要保证政府的基本开支，包括经费、社会发展需要的经费、国防军费以及民生开支等。
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事情政府还要做，所以税收总量还是要有所扩大，但是增量应该有多大，这是要讨论的问题。今后财政收入增速从两位数变成一位数，应该是大势所趋。
新京报：社会大众目前对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还是有诟病的，未来是否应当改善支出结构？
刘桓：在财政收入稳定的情况下，要改善支出结构，支出结构应该偏向民生，民生发展不是说给每人发多少钱，而是提高国民福祉，包括基础建设、卫生条件、环境改善等。在这种情况下，预算要透明，监督要到位。
普及税收知识很重要，公民对税收和预算知识了解太少。我在政协开会，有的政协委员都看不懂报表，这样监督就无从谈起了。
政府该收的税还是要收，修建公共设施的钱都要从税收里来，羊毛出在羊身上。百姓是处于矛盾之中的，收税就不高兴，不收税就高兴，福利涨了高兴，降了不高兴。个人这么想没问题，谁都向往美好的生活，希望生活成本降低，但是站在公民的角度就不能这么想，所以这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大家都能接受。
税重了企业家就会离开
从国际情况来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40年中，遗产税是处于逐渐下降趋势的。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的流转税或间接税比重过高，所得税或直接税比重过低，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税收结构？
刘桓：国际上的税收结构有三种不同模式：一种叫做英美模式，也叫萨克逊模式；一种是拉丁欧洲模式，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还有一种是日耳曼模式，主要是德国的模式；这三种结构很难说哪种更先进。我认为税制结构是与文化传承、民族习惯、历史以及征收水平有关系的。
日耳曼模式是双主体，既不偏重流转税也不偏重所得税，两种税不能相互替代。英美模式偏重所得税，拉丁欧洲模式偏重流转税。三者各有特点。
英国创造出个人所得税，这种税对个人收入的调控最直接，是比较公平的。多数人认为这是的一种税收方式，但是它也存在一个弱点，即在直接影响个人收入的同时，会影响到个人的。有钱人不会多消费，他们会省下每一分钱去做。所以，如果过度剥夺个人收入，虽然很公平，但效率低。
拉丁欧洲模式为什么会以流转税为主？关键是法国等国家找了一个好税种——税，税税负很公平，传递过程中很均匀，又能保证财政收入及时入库，所以这个税种被称为良税。法国1954年开始实施后风靡全。这两种模式在经济发展中各有各的。
但公认日耳曼模式相对比较好，就是流转税与非流转税相对均衡。
中国的税制结构改革，一开始强调学英美模式。但美国自己也表示，这种做法并不是很好。所以1994年税改就提出了双主体，但实行的结果是税为代表的流转税不断增长，到目前为止，税加上关税、营业税等形成的流转税占到税收收入比重的70%左右，所以中国还是一个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国家。在进一步税改中更要强调双主体。
新京报：税制改革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
刘桓：“十二五”时期，强调结构性减税，也就是税收有增有减，但减税是总趋势，目前来看，减税的措施主要是营业税改税。增税有几个方面。
首先，资源环境方面的税收要增加。我们目前有资源税，但这项税种的税收几乎是零，这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相悖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环境很差大家都会不满意，所以现在一些地方在做试点，资源税要扩大范围。
其次是环境税，环境税相对复杂。一是技术领域不好解决，比如按照何种标准去征？二是担心开征环境税后会提升能源资源的价格。而资源能源价格提升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带来通胀压力，这是目前正在测算的。所以既要对一些污染环境的资源能源提高税收，又要防止给经济发展带来通胀压力，这需要很高的掌控能力。所以环境税在我们下一步税制改革中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个难点。
此外，要增税的税种还有财产税。
新京报：财产税在未来有操作空间的是哪几项？
刘桓：财产税有两大税种，遗产税和房产税。遗产税这些年沉寂了很久，但今年2月份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关于居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其中突然提到，要在适当时机开征遗产税。据说消息传出后，中国的一些富豪开始提出移民申请。
我们算过一笔账，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例，一个企业家1000万可以用工70人，1亿可以用工800人，如果这些人走了会使失业率提高几个百分点。
新京报：但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有遗产税，而且遗产税的税率还比较高。
刘桓：从国际情况来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40年中，遗产税是处于逐渐下降趋势的。
70年代遗产税很重，比如日本累进一级税率是72%，美国、中国台湾和香港都征遗产税，但现在都在下降。美国在2010年宣布停征遗产税，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香港2006年宣布取消遗产税。
各国要进行国际竞争，税是一个重要的条件，税重了企业家就会离开，经济发展会受影响。这个税种对我们来说很纠结，不征收不合理，但征收伤及无辜或者影响富人，也是不好的。
在我看来，遗产税在中国一时半会儿还是征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财产税的核心就是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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