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GDP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但整体财富的积累却没有理想地带来公平合理的分配。中国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福利问题困扰着普通老百姓，也困扰着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英才》：你认为改革应该侧重哪些领域？
周天勇：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均等的，一个是公平的创业环境。这是社会公平的前提。
首先要让人上得起学，是义务，要延长到12年。这个期间大家都受同样的，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农民的孩子，让其能获得的是平等的，不要让收入差距在代际之间传承。
其次要营造公平的创业环境，要大力改革工商注册登记、税费征缴制度、年检以及政府管理审批，这些制度都要进行改革和清理。贷款渠道也要公平。
与其所谓工资翻番，最终由于只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收入而导致差距越拉越大，还不如改革这两项，这才是改革的重点。
另外，要调节垄断行业以及有财产的富人，向企业征税应转为向财产征税，应该开征房产税等财产税。现在收入高的多是垄断性的国企、垄断性的行业，竞争不够充分、占用大量的资源、贷款成本很低，他们挤压了创业空间，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和金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改革，对他们的收入分配进行。同时应通过法律手段，加大舆论监督，打击灰色收入。要对第三方进行审计，并且上缴红利。
《英才》：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现行的财政税收政策是否也要做出调整？
周天勇：我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应当再提高，3500元就合适。如果起征点提到一万元，这会导致很多在这个标准上的高收入人群不用交税，这对农民等低收入人群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要交税，所以最终反而会提高基尼系数。
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建立椭圆形的社会结构必要，但并非是通过税收，而是要鼓励创业，建立公平的创业环境。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小型私人企业数量多，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我们要向东亚和美国模式学习。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构成主体，是中小微，而不是上班的白领们。
另外要开征房产税，造成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从农民手里成本较小地征地后，政府一亩地甚至卖100万—200万元，但农民得到的财产利益转移少，这其实是在剥夺农民利益，是不合理的制度。
房产以高价卖出，土地出让金高昂，而最终支付这部分钱的人群是没有财产要买房子的人，并且是70年的租金一次缴清。从方面讲，假如10年前买了房产，现在了，但是的这部分不用交税，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应该将土地出让金制度废掉，改成房产税和土地交易税，对买了财产的人和的部分按照比例征税。
《英才》：健全社会保障也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面，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周天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必要，低保、慈善公益、社会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这些需要尽快建立起来。
但是住房方面，我反对大规模地建设廉租房、将25%甚至将更多人的住房保障下来的想法。在我国人均GDP仅5400美元的情况下，政府部门要把、卫生、、住房全部负责，除了像新加坡这种小国家能够实现以外，一般的人口大国的政府部门都承担不起。美国经济比我们发达，但美国并没有大规模建设廉租房，只是允许低收入人可以贷款买房，最后都导致了次贷危机。而且现在美国养老金面临巨额的亏空，再把住房问题揽下来，对美国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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