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是仅作原则性的规定，还是明确分行业、分领域具体内容？是囊括全社会的分配改革，还是局部调整性的改革？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吹响“集结号”。
该动谁的奶酪
收入分配改革方向已明，如今推进的艰难，正源于上述诸多关系之间利益分配的难以协调，牵一发往往动全身。“意见”会将提供一整套改革思路、举措，但改革的每一步都势必牵涉到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构，阻力无处不在。
以提高工资标准为例。国际上普遍统计，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中国目前的是20%，提高工资标准势在必行。
然而，这势必意味着企业成本增加，如果增长过快、短期增幅过大，就可能影响到企业信心，进而影响到就业。这就又要涉及到政府部门对企业如何减税让利，牵涉到政府部门财政收支的结构调整。
另一个改革方向，是采用集体协商谈判的方式增加工人谈判能力。这无疑提供了一个劳资双方博弈的平台，而平台设定合理与否，游戏规则是否公平有效，都将直接影响到谈判双方利益格局的平衡，影响到这一平台功能的发挥，需要谨慎有序推进。
“改革的阻力在于富人，在于高收入群体，还有垄断企业和一部分企业主。”杨宜勇说。
这是因为，多年来政府部门一直缺乏合理有效调节过高收入的手段，在事实上造成高收入群体相当低廉的纳税支出。而今后，随着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开征物业税，低廉的纳税支出将成为过去。
另一方面，温家宝总理在上述文章中明确提出，要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具体内容包括，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加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小金库”治理工作力度，并向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延伸。
同时，要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清理和规范工资外的各种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化政务公开，严禁国家机关和、卫生等事业单位以及供水、供气、供电等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严厉查处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消除腐败行为滋生的土壤。
这些，都将意味着对盘根错节的旧有体制下灰色、黑色利益链的清理、切断与消除，阻力、难度可想而知。
政府进什么退什么?
整个收入分配改革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纠葛中，政府处于最核心的主导地位。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政府自身同样存在着各种利益的纠结，有时反而成为收入分配秩序失衡的一个诱因。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在政策层面上存在相当程度的要素配置失衡。
以地方政府为例，其目标是GDP增长、是大项目，过分热衷于鼓励资本密集型，为大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不断把经济资源向强者倾斜；而相对来说，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重视不够。而后者恰恰是解决就业和收入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正是几十年对效率优先的强调，逐渐演变为“GDP至上”，从而形成发展的单一路径依赖，需要慢慢刹车而不太可能一天转变。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让资本获得了多方需求带来的主动权。
与之相伴的，还有中国现行税制结构的不合理。多年来，以税等为主体税种的流转税在中国税制结构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是政府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是链条税，环环紧扣，对企业产品部分征税。
这意味着，产业链越长，产品生产得越多，政府可以从企业那里征收到的税会越多，而不论是否产能过剩。这直接推动了地方政府想尽办法引进大项目、尤其是重化工类产业链条很长的项目的积极性。
“我们的基本制度还没有从创造GDP转到让老百姓更加富裕的轨道上来。”教授郑功成说。
从财政支出看，政府财政收入占到GDP的25%，但是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部分仍然严重不足，大量资金用来进行，加大了收入分配的结构问题。
“现在谈基础设施，都只知道经济性基础设施，就是‘铁公基’，而不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公共卫生、、社会服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说，“而后者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
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入，短期看能直接促进就业，其就业效果要远远高于‘铁公基’，中期看这些基础设施如果向低收入人群倾斜，起到了矫正收入差距的作用，长期看则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但后者相较于“铁公基”来说，对GDP和税收的拉动大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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