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变陈龙生活轨迹的事情发生在12月2日。那天上午，正在阅读“创文材料”的陈龙突然接到罗志太的口头通知，要求他两天后到“县城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报到。“我是被拆迁人的父亲，也是被拆迁户，怎么去做拆迁工作？”陈龙当场拒绝。
记者曾就约谈一事向郝邵明核实，但他拒此问题进行回应。
“越是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县城，‘株连式拆迁’的出现就越频繁”
陈龙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在多篇评论文章中，写作者在提到他的遭遇时都会联想到“嘉禾事件”。而陈龙是最近才对“嘉禾”这个地名熟悉起来的。
2003年7月，湖南嘉禾县启动占地189亩的珠泉商贸城项目，动迁7000余人，县委、县政府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工作，否则将停职并停发工资。
律师王才亮当时曾随央视记者前往现场，他清楚地记得，到嘉禾时是个大清早，县城广场的正中间拉了个红布大横幅，上面贴着“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标语。
在王才亮看来，“嘉禾事件”固然是“株连式拆迁”的标志事件，但事实上自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改后，“株连式拆迁”便屡见不鲜。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出台，条例中有安置规定，拆迁不仅要给钱，还要管安置，而且不允许开发商参与拆迁。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地方政府还是靠工商业税收养活。”王才亮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说，“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土地财政开始形成，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条例》修改，取消了安置规定，允许开发商参与拆迁，这就意味着，经营城市成了地方政府的指导思想”。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王才亮将“株连式拆迁”的手段比作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人都知道是错的，也不敢直接讲，因为操作方便，还不用承担什么责任。”
事实上，在“嘉禾事件”后，各地又先后爆出过多起“株连式拆迁”事件。在山东聊城，40余名公职人员因亲属未签拆迁协议被通知要“开除”；四川会理县，也曾有公职人员因不政府拆迁做好家属工作被调离工作岗位、停职和扣奖金。
据王才亮观察，2011年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规定，不能用停水停电的行为非法征迁，“反倒助长了‘株连式拆迁’与‘黑社会拆迁’这一文一武”。
正因如此，陈龙的境遇并不让王才亮感到吃惊。他说，自己手上的拆迁案子有一半都涉及“株连式拆迁”。而越是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县城，“株连式拆迁”的出现就越频繁，“在那种小县城，相当一部分被拆迁户都有‘吃皇粮’的亲戚，所以株连式拆迁的比例高、范围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太湖县委宣传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曾承认，“以前也有家属带头做工作的情况，这次的矛盾更特殊一点”。
“我肯定不是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陈龙告诉记者，自己曾有一个公务员朋友，也做到了副科级，但在一次征地拆迁中因为做家属工作做得不到位，一度被停职，后来，他以辞职的方式与体制决裂，“一个干部在42岁写辞职报告，又不是身体原因，那只能是心被伤狠了”。
在王才亮看来，即使在范围内，敢于选择站出来公开对抗的“被株连者”也并不多见。在他接受委托的株连式拆迁案件中，绝大部分人都“投降了”，“因为没有条件抵抗”。印象最深的一回，是一个副县长找到他，“一开始还想抵制，后来县委书记说，‘你得起到带头作用’，他就紧张了，投降了”。
“改革的关键点还是在于未来如何能让地方政府和土地利益脱钩”
即使在媒体所及的层面，最近一段时间里，陈龙也不是一个饱受“株连”之苦的城管局干部。10月28日，湖南邵阳绥宁县城管局纪检组长蒋开松因未能说服家人拆迁而被停职，“哪个时候拆好，哪个时候官复原职”。为此，母亲骂他是“叛徒”，妻子则险些和他离婚。
头一回在新闻中看到蒋开松的遭遇时，陈龙还没有收到“调令”，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抱着同情看了文章”。
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几天后陷入被调往征迁组的尴尬，而此时蒋开松则因媒体介入而官复原职。
“他叫我不要害怕，叫我坚持下去，还叫我相信媒体。”陈龙告诉记者，自己给蒋开松打过两次电话，每一次蒋开松都提醒他“是媒体帮助了自己”。饶有意味的是，蒋开松的经验其实来自长沙市天心区教师谭双喜。在蒋被停职的4天前，谭双喜因婆婆不拆迁而调岗到指挥部，随即在微博上求助并引发舆论关注，继而迫使官方撤销了调岗决定。
教授姜明安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目前得到解决的“株连式拆迁”问题“几乎全是靠媒体曝光解决”。
但事实上，这些年来各地出台的禁令性文件并不鲜见。
2010年5月15日，国务院厅在《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中，提到对采取“株连式拆迁”等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2011年3月，中共纪委厅、监察部厅在《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中明确提及，重点查处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中包括“株连”。
不止于此，湖南省国土厅、陕西省纠风办、山东省住建厅等下发的多份文件中，都对“株连式拆迁”明令禁止。
“我对此持谨慎乐观。”在王才亮看来，思想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但在他的观察中，尽管各地屡次发文，却从来没有就此立法，甚至从没有在组织上认真处理过“株连式拆迁”的官员。他清楚地记得，“嘉禾事件”中，5个嘉禾县官员被免职，但在2010年一家媒体做的回顾性报道里，王才亮惊讶地发现，这几名官员在一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里便被重新起用，甚至被调到市里委以重任。
“官员都有侥幸心理，株连一个人，弄好了更好，弄不好也不追究，这样株连式拆迁永远都不会消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蒋开松反复强调。
对于这一问题，曾参与多部法律立法咨询、论证工作的姜明安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日后在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修改过程中，自己会考虑提出“加入株连式拆迁的内容”。但他随即强调，“当然，改革的关键点还是在于未来如何能让地方政府和土地利益脱钩”。
而这一切与陈龙的生活还太过遥远。
陈龙听说，最近又有两个人慕名找到蒋开松。其中一个来自湖南祁东，是名57岁的教师，因为妻女不拆迁，被局调到离家60公里远的偏远山区，并在约谈中被要求保证妻子、兄弟百分之九十不去阻工；另一个求助者则是一名来自江西井冈山的退休医生，同样因为拆迁问题，他的两名女儿均被调到乡下，而两个“吃皇粮”的女婿则以离婚方式与过去的家庭划清了界限。
12月22日，陈龙坐在窗前整理被县委组织部约谈的录音。他的房间临着大街，街是热闹非凡的工地，有人告诉他那块地皮“卖了1亿零880万”。
一段长久的沉默后，他突然抬起头说：“走到现在这一步，我就是想要个说法，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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