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京津冀战略地位陡升，政府发展思路回归市场，并打破行政僵局，在三地政府推动下，京津冀新局面已经打开。但是当前，人均产值、地均效益等指标来看，京津冀距离世界级城市群仍然有段路要走。
京津冀一体化于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交通、投资、产业转移方面均形成了明确定位和规划，京津冀的可想象空间瞬间无限大。我们也不禁好奇，究竟成功的城市群或者都市圈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与国外成熟都市圈相比，京津冀现在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京津冀可想象空间在哪里？未来北京、天津和河北如何演绎各自精彩？
我们首先希望能弄清楚都市圈的涵义和形成路径，同时结合国外成熟都市圈的演化历程，说明当前京津冀的发展现状及所处的阶段，并从空间格局、产业、人口等方面去探究京津冀的可想象空间与可能发展路径。
都市圈形成的基本逻辑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首先出现在经济较发达的一些地区，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城市为强核心，以圈域内若干个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城市为次中心，进而辐射周边区域。都市圈内的城市利用发达的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将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每个城市各具特色、功能定位合理、错位发展，实现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一体化水平。
在都市圈的形成过程中往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强心脏，层层进。由若干个不同等级城市组成，首先拥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或特大型城市为核心，核心城市首位度高，具备极强的集聚功能，吸收周边各类生产要素，之后次中心城市及周边中小城镇，依靠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按从大到小的等级分布，形成圈层结构。（2）强一体，分工明。以城市为载体，区域内各城市依靠各自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形成专业分工，通过竞争与协作的机制，密切地将社会、经济联系起来，形成合理的经济与社会职能分工，并呈现出与各个城市区位、规模、定位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具有较强一体化趋势。并且区域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种生产要素存在着关联，各城市间的联系愈加紧密。（3）强联系，交通密。一个城市的交通网络直接关系到这个城市是否能良性地发展，而对于一个大都市圈的发展与壮大，只有依靠发达的通联网络，才能将各个分散的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交通、通讯、信息、体制等系统要素的顺畅程度直接决定了都市圈内各城市与边缘区域间的紧密联系程度。
一方面，核心城市凭借其强大的产业基础与集聚功能，率先完成自身的产业升级，同时发挥其辐射功能，有效带动周边城镇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而实现都市圈产业化与城市化的跨越。另一方面，在大城市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中小城镇一则承接大城市的生产性制造业转移，并以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为依托，错位发展制造业；二则发展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制造等产业，连接大城市和农村；三则借助其低房价与环境优势，发挥其居住功能，为大城市上班族提供生活性服务。大城市有集聚力，但承载力有限，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承载力，但集聚力不足，而城市群则可以在集聚力和承载力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
至此，我们大致能明白一个都市圈是怎样的，并且作用机制如何。接下来，我们将透过东京都市圈，更为直观立体的去感受都市圈成熟壮大过程，这中间将涉及到产业、人口、交通等多方面，为我们之后分析京津冀的现状、未来之路打下基础。
在正式解析京津冀之前，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国外成熟的东京都市圈的发展路径。因为东亚城市的发展路径更为相同，而且东京都市圈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全程参与其中，经过了四次规划修改，这都与京津冀类似，我们认为东京都市圈的发展对京津冀的发展有较强借鉴意义。因而我们下面将着重分析东京都市圈，尤其是其产业、人口的流动过程。
1、概述
东京都市圈的规划是由日本政府主导的。广义上说，东京都市圈是以东京为中心，半径100KM的范围，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等1都7县，具体分为内层、中间层和外层。但更为常见的说法是，东京都市圈仅指30-50KM范围内的1都3县，面积为13559平方公里，约占面积3.5%，人口超3600万人（核心东京区部人口895万），约占日本的30%。GDP约1.6万亿美元，约占日本的30%。
2、发展历程
二战之后，日本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东京圈形成于此时。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恢复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在此阶段中，日本工业向太平洋沿岸扩散，伴随着轨道交通向外延伸，东京都与周边城镇联系加强，城市布局越来越呈现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式圈层状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东京都市圈雏形隐现。20世纪70年后期至90年代初，人口和新兴产业在聚集经济的推动下，不断往东京集聚。虽然此时，东京都市圈试图构建区域“多极多圈层”的城市化空间结构，将东京部分城市功能分散到周边的神奈川、埼玉、千叶等县。但是由于东京强势的产业优势与集聚能力，名古屋、大阪等地吸引力式微，东京大都市圈“多核分散”设想破灭。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以东京为核心的“中心—外围区域体系”的发展形式得到加强，东京都市圈越发成为世界五大都市圈之一。
雏形阶段中，东京都市圈重点在于核心城市的产生与城市间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先，东京作为都市圈内的超级核心城市，在雏形阶段中大力发展制造业，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得一席，在区域竞争中也获取更多生产要素，使得其城市规模、层次及竞争力远远领先于圈内其它城市，东京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使其具备产业人口外溢和功能辐射的能力。其次，东京都市圈依靠政府力量对基础教育、产业和交通设施等进行培育，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进而缩小圈内各城市的距离，使其联系更为便捷紧密。显而易见，东京城市的辐射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把圈内核心城市与非核心城市连接到一起，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地域圈层结构，即东京都市圈雏形的出现。
在大都市圈空间架构基本形成的基础上，大都市圈过程继续延续，表现为内部提升和外部扩张。东京都市圈内部提升是指都市圈内城市的分工合理和功能定位的完善，外部扩张指都市圈空间结构的日趋扩大和通联网络的日益发达。无论是内部提升还是外部扩张，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以市场为导向，构建一体化的都市圈经济。伴随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市圈中心城市制造业外移、分工体系和城市功能定位逐步完善、城市空间进一步扩展、城市间产业与经济关联度加强，并出现多个增长点，都市圈进入全面扩张时期，并呈现明显的郊区化倾向。
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东京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崛起，产业结构显现出“三、二、一”的发展态势，生产要素与资源高效配置。圈内核心城市、次核心城市和其它非核心城市之间进入了协调发展状态，尤其在城区建设、交通体系的建立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联系大大增强。此时，都市圈的空间结构也基本成形、人口和面积趋于稳定，空间发展走向均衡。
1955至1970年间，东京的主导产业是钢铁、造船、机械、化工和电子等，主要就业岗位也由制造业提供。但随着土地价格攀升，工业设施开始有动力向东京都以外地方转移，服务设施进一步向东京都集聚。同时政府也通过行政力量主导了制造业生产型企业的外迁，比如实施“工业控制法”“工业布局鼓励法”等，此后，东京都开始了向高度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业转变过程，商业、房地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周边地区扩散，推动了整个首都圈的服务经济化。同时，制造业生产型企业持续向周边扩散转移，带动了东京周边地区的制造业发展。
在此过程中，先是东京圈的3个县、后是东京圈外围四县的制造业地位稳步上升。说明，制造业重心先是从东京都向中间层的3县，后来进一步向外围4县依次转移。邻近东京、交通便利（尤其通往都心交通、高速公路、海港、空港等）、城市基础设施良好、土地供应充足、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等，是吸引东京制造业的关键因素。总体上，东京都、东京圈、首都圈产业结构、产业分工格局呈现鲜明的圈层构造。2013年，东京都第三产业比率高达88.7%，超过首都圈平均水平83.3%；构成东京圈的近邻3县第三产业比率约75%，低于首都圈平均水平；首都圈最外围的周边四县第三产业比率约为60%-67%水平，而第二产业比率均比首都圈平均高出十几个百分点。
东京功能的疏解不仅使东京区部受益，使其得以转型成为世界城市，整个首都圈也都得益于资源的重新调配。20世纪80年代，首都圈内次中心城市成为仅次于东京区部发展起来的城市，发展速度超过其他城市。无论是南关东地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城市群和沿海工业城市带，还是在北关东地区以汽车、飞机制造等为主导的关联产业城市群，企业运营模式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后福特制的柔性专精模式。南关东地区（指利根川以南地区，包含茨城县、栃木县、群马县3县）企业间知识、技术的交流成本不断降低，创新周期逐渐缩短。北关东（大致范围与狭义上的东京都市圈相同）地区为大型汽车制造企业以组装为主，其他零部件转包给周边中小企业，形成了密切的网络群体。在东京都产业转移与升级带动的基础之上，周边区县也定位各不一，形成了各自的职能与业务。
整个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规模一直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除1944-1945年受战争影响外，东京都市圈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人口大规模净迁入，从1844年的406万人增至1975年的2704万人，占日本的比重从10.85%增至24.16%。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到2014年，东京圈人口增至3592万人，占比为28.27%。
随着东京都功能的往外迁移，同时得益于轨道交通网络的延伸，周边的神奈川、千叶、埼玉等地迎来持续的人口迁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京都人口占整个都市圈的人口比重逐渐呈现下降趋势，而埼玉县和千叶县以及神奈川县的人口比重逐渐呈现上升趋势。可以说，整个东京都市圈在人口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呈现由中心向外围拓展的过程。
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迁移由于产业转移、轨道交通、地价等因素，历经城市化-郊区化-第二次郊区化-再城市化四个阶段
城市化阶段，与工业化伴随的年轻劳动力、尤其是蓝领工人流入；东京临海地区和东部工业地带形成，成为蓝领工人的居住地；东京西部和多摩东部地区成为白领的居住地。
在次郊区化阶段，由于生产工厂向郊外转移，中心城市的流通和管理功能发展，白领人口增加，他们多住在郊区但工作在市区，促进了郊区化发展；多摩西部工厂聚集、蓝领工人向此地集中。
在第二次郊区化阶段，中心城市的管理功能和生产性服务功能增大，服务业从业者增多；高级白领的居住地在多摩南部扩大；专业技术人员则在多摩东部的中央线沿线和多摩新城两处都大量聚集。
再城市化阶段，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尤其对于东京来说，信息相关的服务业）强大，专业技术人员增多。管理人员多住在东京都中心区域，专业技术人员从东京都中心区域向多摩东部的中央线沿线、京王线、小田急线沿线的多摩新城地区，以及川崎市、横滨市的郊区东急田园都市线、东横线的沿线集中，形成了一个“知识劳动者扇区”。
尽管东京都市圈昼夜人口密度相差不大，但是核心区的昼夜人口密度比为6-10倍，而区部、市部和郡部昼夜人口相差都没有超过2倍。整个东京的通勤流动人口较多，白天人口向市区方向聚集，晚上向郊区扩散。
3、都市圈规律总结
（1）以集聚为主的城市阶段化
在极化效应的作用下，人口与产业不断向城市聚集，形成人口、产业、资本、技术高度聚集的大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加工业和制造业得到发展，出现高速经济增长期，工业成为城镇群体空间结构演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出现了按工业生产要素接近原则所形成的城镇组合，产业构成以第二产业为主。
（2）集聚与扩张并行的大都市区形成阶段
在这一阶段，由于核心城市用地紧张、环境恶化，用地、产业与人口开始向用地潜力大的郊区拓展，同时大容量交通系统建成，在郊区出现新的居住区、工业区和商业中心，进入郊区化阶段；随着部分产业和人口的外迁，城市中心区职能升级和转换，控制和管理功能进一步向中心区集中；这样由中心城市与其有着密切联系的郊区共同构成大都市圈，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城镇体系在大工业大生产组织的作用下重构。但由于核心区域的效益驱动及核心与边缘之间矛盾愈演愈烈，边缘区域内相对优越地方出现规模较小的核心区域，使大范围的边缘区域缩小，而且使边缘区域逐渐肢解，并入一个或几个核心区域中去。
（3）以扩张为主的的大都市区发展阶段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大都市圈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再度重组。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攀升，城市空间扩展与人口分散具备了更多可能性。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扩散作用加强，市场需求更为旺盛，核心区域先进技术向更广范围扩散，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从核心区域向边缘区域加速流动。郊区的经济与环境价值被发现，居住与就业岗位向其分散与转移，推进了原有城镇群体空间的一体化联系，进入后郊区化或新郊区化时期，并在郊区出现新的区域中心—边缘城市。边缘区域产生的次中心逐渐发展，并趋向于发展到与原来的核心区域相似的规模，基本上达到相互平衡的状态，大都市区空间向多中心网络式结构发展。
而从人口角度来看，大都市圈的一般发展规律是人口持续增长，而大都市圈人口增长一般又可分为几个阶段：
（1）人口激增期。一般城市化初期，人口以周边地域流向中心城市，使城市中心人口猛增。
（2）人口增长减缓期。一般为城市郊区化时期。由于工业转移和城市扩展，中心城区地价上涨，使人口从中心城区向城市边缘迁移。
（3）人口增长再回归期，相对应的是都心再开发期。
在对东京都市圈的发展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将多维度比对京津冀与都市圈的差距，借此掌握京津冀当前的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与其他都市圈相比，京津冀的优势与劣势又在何处？同时借鉴东京都市圈的路径，我们也模拟了京津冀未来之路。
京津冀的目标是发展成为以首都为核心的城市群，三地有着截然不同的功能定位。北京首都圈当前的发展阶段正处于都市圈第二阶段，即集聚与扩散并存的大都市区形成阶段，各类生产要素流向北京核心区，北京“一极独大”，这也决定了京津冀内部的协调程度明显低于其他城市群。从经济发展上看，京津冀的经济水平仍然较低，与东京、首尔等城市群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人均GDP、地均产出、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差异大。人口的发展则正处于阶段迈向第二阶段的过程中，人口涌入北京的核心城区，使人口急剧增长，同时郊区人口开始增多。
京津冀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协同发展纲要中，我们也能发现国家对京津冀发展思路已变，更为尊重市场力量，打破原有体制，相信京津冀将持续受益于政策红利和人口红利，迎来新的发展局面。
从内部各城市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北京的生产型制造业与低端服务业陆续往京外迁移，北京30-70KM范围内周边区县将受益，产业功能与居住功能都将会有新的延展。而北京城区人口的过快增长会逐渐趋缓，人口将继续往郊区县移动，城区则以存量改造为主。随着北京产业结构的再升级，北京的人口结构将更为高质。而在辐射范围之外的河北各县市，人口红利还在，应该紧抓京津冀的政策契机，未来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
1、现状对比
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天津和河北各有定位，显然在政府决策认知中，已经将河北全省纳入京津冀城市群的范畴，因而在横向对比各都市圈的规模时，我们考虑了河北全省。
毫无疑问，从总量上来看，京津冀人口众多，范围广阔，远超其他都市圈。但是落脚到经济指标时，京津冀的弱势较为明显。京津冀的经济体量仅相当于纽约与东京都市圈的60%，而这两者的人口与地域范围均大幅小于京津冀；换言之，京津冀的人均GDP与地均产值明显低于纽约与东京都市圈，产业结构上来看也是如此，京津冀的三产占比约为56%，而其他各都市圈均超过70%，京津冀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仍然过高。
从北京与各城市之间对比来看，北京城市面积广阔，也暗示着理论上北京的城市承载能力相对较强。另外，北京由于在北方极强号召力，在吸纳人口方面表现强势，人口数量超过2000万，远远超过纽约、东京等国际城市。反观效益指标，则相对落后，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地均效益来看，北京均不及纽约、东京等。但是北京现在的产业结构已经相对高阶，生产性服务业与总部经济较为发达，与国际城市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可以说，北京与各国际城市的差距要远远小于京津冀与各国际都市圈的差距。一言以蔽之，北京已经具备足够的影响力，但京津冀仍然孱弱。
2、看未来
京津冀将继续深化城镇化过程，倘使国家政策落实到位，京津冀之间的落差将会缩减。对于北京来说，人口仍将持续流入，且流入质量提高，但是增速将减缓，且人口不断向郊区转移，郊区化过程将持续。北京的人口结构将面临重新洗牌。北京合理的发展路径应该是控制城市产业增量，引导均衡布局。提升城市承载能力的同时，在30KM-50KM的辐射半径内建设新城，提高路网密度，交通建设等基础设施先行，轨道交通的密度与转换功能提升，加强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城的连接。根据国际都市圈的发展来看，核心城市的辐射半径大约为30-50KM，但是考虑到北京本身城市面积就已很广，因此我们认为北京的辐射范围将超出50KM范围，可达70KM外，所以对于位于30-70KM的河北区县来说，将直接接受北京强有力的辐射，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与人口外溢，从而实现自身产业升级。而对于位于辐射半径之外的城市来说，北京对其影响有限，最有可能的发展路径是抓住京津冀协调发展中存在的机遇，但更多的是自食其力。
1）国家战略提升重要性，发展思路不同以往，京津冀可想象空间巨大
随着京津冀上升为国家战略，毫无疑问以后政策肯定会倾向于这些区域，加之河北的人口红利仍在，城镇化过程尚未完成，这个过程也将释放出巨大的潜力，未来京津冀岂止于大。
虽然北京目前可转移体量有限，但是天津处于工业化中期，天津制造业相对发达，未来天津产业结构将持续升级，而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存在转移动力，而天津周边完全可利用此契机，承接天津的产业转移，再结合自身的产业优势，实现经济发展。
研究完东京都市圈和首尔都市圈的相关资料后，我们深感体制一体化和市场化力量对于都市圈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未来京津冀发展中，政府提出“体制先行”，打破原有的“一亩三分地”概念，北京、天津和河北打破行政僵局，在交通基建领域率先突破，有着明确的“一体化”目标，发展思路也转档至市场化模式。未来京津冀的发展将更有力度、更为落地。
2）对于北京来说，人口短期内仍将维持流入状态，人口结构也将发生转变
逻辑一：从东京和首尔都市圈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口是向特大城市流入的，这是都市圈发展的铁律。日本都市圈和首尔都市圈的人口总量占的比重一直处于提升的状态。而这种向特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只有在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饱和后才会放缓，但目前河北地区的城镇化率仍然偏低，因而向特大城市北京集聚的趋势肯定会继续。
逻辑二：北京本身的产业结构正在进行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贡献增大，总部经济提供源源不断动力。金融、科技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将吸引来大批高质人才，而高质人才又需要服务业支持，因而又会吸引进服务业从业者。因而人口仍将是迁入状态。
逻辑三：相对于周边县市来说，北京的优势极为明显。北京周边县市的发展相对较慢，作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北京对整个北方来说巨大的吸引力将不会减弱，未来人口仍然是持续流入的。北京已经和部分较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相当了，天津虽然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仍然靠工业支撑城市的发展，作为一个特大城市，服务业仍有待发展；河北的二产占比高达51.1%，服务业较弱。
3）北京郊区化过程将继续维持，而位于30-70KM北京辐射圈内的区县将直接接受北京的辐射，承接产业转移和人口外溢，人口将加速增长，但仍需时间
无论是从国际都市圈的发展历程还是北京当前人口流动来看，毫无疑问，北京正在而且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郊区化历程。未来北京人口将继续增长，而随着市中心要素价格的上升和郊区供地的增多，郊区的人口迁入仍将维持。
从国际都市圈的拓展过程来看，核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一般在30-50KM，但是由于京津冀的核心城市--北京—本身的城市范围就已很广，因此我们推定北京在京津冀的辐射能力将超过50KM，可能至70KM范围，甚至更远。所以对于位于30-70KM辐射圈内的区、县市来说，他们将直接接受北京的辐射，成为产业与人口的转移之地。而且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仅相当于北京城六区的十分之一，承载能力仍有很大挖掘空间。
一方面，这些区县将发展成为北京的郊区新城，但是郊区新城要想成功，需要三方面的因素：较低的房价、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体验。另一方面，利用距离北京近的优势，将直接承受北京方面的产业转移。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北京、天津经济辐射没有按照常见的“墨汁扩散”和“点轴扩散”路径，而是按照“等级扩散”路径，这主要源于北京周边30-70KM的县市，产业基础都相对薄弱，北京和周边城市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技术传递产生断层，而且由于北京与周边县市的交通连接度仍然较低。所以虽然北京市区的轨交密度已经较高，但是北京与周边小城市的连接程度偏低，极大的影响了北京市内的人口与产业往周边转移。未来随着京津冀立体交通的打通，各类要素在各地之间的流动将更为快捷、有效，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将更为有效推动。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当前的产业结构已经相对高端，服务业占比近8成，所以低端服务业将是转移重点，仅20%为第二产业。可以说，北京本身可向外转移的产业体量也有一定局限。如此看来，未来产业转移之路任重道远。而且未来北京、天津对河北产生辐射需要时间，更需要河北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准备。
按照都市圈的发展逻辑来看，都市圈内部核心、大中小城市各有分工，核心城市发挥出集聚与扩散效应，从而带动整个都市圈的发展。国外相对成熟的东京都市圈、首尔都市圈都相对印证了都市圈的增长潜力。而京津冀人口红利仍待释放，战略地位陡升，政府发展思路回归市场，并打破行政僵局，在三地政府推动下，京津冀新局面已经打开。但是当前，人均产值、地均效益等指标来看，京津冀距离城市群仍然有段路要走。而在这段中，北京仍将维持人口流入，郊区化再渗透。而位于北京辐射半径内的河北各区县将迎来产业转移，在控制住要素价格的前提下，居住功能与产业功能更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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