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市副的确立，是北京城市布局调整的重大举措。但是，如果将关注点只停留在“谁是副”，就偏离了协同发展的要旨，也跟不上北京城市变化的步伐《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自今年4月30日政治局审议通过以来，持续引发舆论聚焦，人们既关注的顶层设计，也关心京津冀三地如何落实。
市副的确立，是北京城市的布局调整的重大举措。但是，如果将关注点只停留在“谁是副”，就偏离了协同发展的要旨，也跟不上北京城市变化的步伐《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自今年4月30日政治局审议通过以来，持续引发舆论聚焦，人们既关注的顶层设计，也关心京津冀三地如何落实。
7月10日至11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确定了北京贯彻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北京按2017年、2020年、2030年三个时间节点，部署了四个方面目标任务：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控制人口规模、治理北京“大城市病”，创新发展、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高区域协同发展水平。
方案揭开面纱后，“通州升级为北京市的副”成为这几天火的新闻，有媒体感慨“尘埃落定”。毫无疑问，市副的确立，是北京城市布局调整的重大举措。但是，如果将关注点只停留在“谁是副”，局限在市属政府机关如何搬迁转移上，就偏离了协同发展的要旨，也跟不上北京城市变化的步伐。
历经2008年奥运会和2014年APEC会议的举办，历史名城北京更成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但也在多年发展中积累下日益突出的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穿透这些表象，城市、人口与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的巨大冲突，更令人深思。与此同时，北京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也对区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现实基础，也决定了其目标所向：同步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和区域发展的难题，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级城市群，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在这一国家战略中，北京必须重新思考，“在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北京的城市定位不够清晰，“强大的工业基地”曾是北京“名片”，“经济”也曾写入城市总体规划。各项功能都高度发达的城市，未必适合承担首都功能。积累了过多“一般性功能”的首都，也容易超负荷。“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确立后，对城市功能“做减法”，疏解非首都功能就势在必行。
当前，聚集在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般性的制造业，区域性的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城区过于密集的医疗资源，部分、事业、服务单位等。辩证看待，既要承认和肯定其对首都发展的历史贡献，也要清醒认识其与城市定位的现实错位，更要看到其对首都发展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
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才能落实好城市战略定位。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也是破解北京“大城市病”的根本之策。
目前，北京突出的问题是人口过快增长，历次确定的1000万、1250万、1800万等人口控制目标屡屡被突破，各种“大城市病”也多与人口相关。人口向北京聚集，无论常住还是暂居，根本原因还是北京承载的功能多。只有疏解功能，调控人口才能见实效、不反弹，才能为城市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修复争取时间、空间。
何况，天津、河北及周边地区常有“资源和机会被北京吸走”之叹。北京将一般性功能迁出，必将与周边地区形成良性互动、互补。当然，这种疏解不是简单的企业迁移，更不是污染输出，而是相互的转方式调结构、区域产业的集体提升。
一株植物，修剪枝蔓，主干才能长得更强壮。一座城市也是如此。疏解非首都功能，非轻易之事，也难一蹴而就。疏解功能、协同发展“首先是好事，其次才是难事”，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出发，坚持“控”与“疏”双管齐下，坚持市场与政府两手用力，坚持疏解与提升同步推进，态度坚决、路径理性，就能超越短期的利益考量，克服眼前的畏难情绪，牵住疏解功能的“牛鼻子”，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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