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依法、自愿、有偿”是保障农民权益公平的前置性、原则性意见。但现实操作中，分散的农民缺乏对等议价能力，且本应作为“公证人”角色的一些基层政府变身为土地流转“主导方”。可见，应尽快帮助农民建立公正透明的市场化议价平台。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依法、自愿、有偿”是保障农民权益公平的前置性、原则性意见。但现实操作中，分散的农民缺乏对等议价能力，且本应作为“公证人”角色的一些基层政府变身为土地流转“主导方”。可见，应尽快帮助农民建立公正透明的市场化议价平台。
近日有媒体报道，陕西铜川市耀州区锦阳路街道办事处在实施某葡萄庄园项目时，强行用铁网圈占村民耕地，强制部分村民在流转委托书上签字画押，引起群众不满。
该报道刊出后，当地政府随即调查。但值得关注的是，“调查”结果并未直接回应报道细节，而是详述流转工作的程序合法与“少数农户”的行为过激。真相如何，尚待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个葡萄庄园项目，当事各方意见分歧较大。
近年来，已经明确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相关政策。其中，“依法、自愿、有偿”是保障农民权益公平的前置性、原则性意见。不少地方还规定：未经原承包农户同意和备案，受转方流转土地无效。可见，政策设计中保护农民的意图明确。但现实操作中，农民对已经国家确权的土地权益为何仍然难以自主，导致“流转”变“强转”呢？
仅从媒体报道看，问题似乎出在企业法制意识淡薄、少数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简单化等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矛盾的根本在于土地流转交易体系的天然缺陷上：即交易双方议价能力严重不对等。说到底，在面对企业这种高度组织化的主体时，分散的农民缺乏对等议价能力。
土地流转政策旨在赋予农民土地物权进入市场、实现的权利。但企业和农户流转合作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复杂的谈判和妥协过程。包括上述铜川耀州区的案例在内，我们发现在大量土地流转中：一是几乎不存在讨价还价的议价过程，农户群体基本被简单分为同意和不同意两类；二是即使少数农户提出要价，但由于预期模糊、缺少标准或谈判技能差，其诉求会被认为“漫天要价”，因此交易流产在所难免；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是基层政府角色模糊。仍以耀州区为例，虽然陕西省出台了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指导意见，并明确规定“应该由转出农户与受转方直接协商；村基层组织做中介或协调组织流转的，应由转出土地农户出具委托书……未经委托同意，不得强行代替农户转出土地”等详尽内容，但从操作实践考量，村基层组织的中介协调角色并不独立，且往往被基层政府所主导。
事实上，出于发展压力、政绩思维甚至利益牵连等原因，本应作为“公证人”角色的一些基层政府，在实践中却变身为土地流转“主导方”。如此，企业与农户的谈判就更加不对等：双方的谈判悄然变成企业、政府与农户之间“2对1”的博弈过程，农户在其中的议价权更加无从谈起。
可见，在当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应尽快帮助农民建立公正透明的市场化议价平台。对此，可借鉴一些地方正在试点的农村资产交易机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业务纳入规范交易体系—通过金融、评估、结算、担保和支付保障等中介服务程序，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权益公开公平公正地交易、兑现并。如此，就能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仅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初衷得以实现，基层政府也可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做好政府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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