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房产税的扩容也是基于当下的房价上涨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67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5月24日，国务院厅发布《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明确年内将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这是继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后，官方首次证实房产税即将“扩容”。谁将成为第二批试点城市？深圳、杭州、珠海、长沙等地迅速被推上风口浪尖。而房产税是该向存量房征收还是向增量房征收，更是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关注。
房产税的扩容也是基于当下的房价上涨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67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这多少表明，尽管有强硬的手段“限价令”，也有二手房交易税直接扼杀成交，但楼市调控还是摆脱不了“越调越涨”的尴尬事实。于是房产税扩容被寄予了厚望。
可是房产税真的能降房价吗？至少从目前上海、重庆的试点来看，效果不大。有媒体曾盘点两地房产税试点一周年时的房价，结果发现房价没有下降反而上涨。有人把这个原因归之于税率低、覆盖面小，因而主张房产税扩容时将存量房也纳入征收范围。
但存量房的拥有者也有话要说。房地产市场化后，取消了福利房，绝大多数人只好靠自己买房来解决住房问题。而且前几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际，很多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消费，不断出台刺激楼市的政策，比如说下调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甚至有地方规定个人购房可以享受政府补贴房款。正是这种种购房的优惠政策，诱惑了不少人加入到购房者的行列。而且当初购房时并没有房产税一说，现在却突然说要征税，这能不能算是出尔反尔呢？道理很简单，如果知道今后要缴房产税，有不少人恐怕就不会响应刺激政策而购房了。
当初经济低迷，楼市不景气，地方政府就鼓励百姓购房，以此拉动消费需求。因而某种意义上说，购房者也为刺激内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可现在楼市调控政策难以降房价，又寄望于房产税来调控市场。倘若房产税扩容将存量房也纳入征收范围，意味着之前响应政府刺激政策而购房的普通百姓，又平白无故间要多承担一笔税负。
而且纵观房地产调控，几乎的矛头都指向了终端消费者——购房者。从提高贷款利率，到“限购”、“限贷”，再到开征房产税，购房者似乎永远是调控的最主要对象。可是楼市调控为什么从来不考虑降低土地出让金、减免购房者的诸多税费呢？
因而，房产税扩容可以，但要考虑保持政策的信用度。针对增量房开征，或许更合适。
我国近年来开始出现部分城市居民逃离城市，到郊区居住的现象。但这种逆城市化现象在中国难成主流。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土地资源稀缺，提高土地利用率是一大限制因素。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率明显太低，未来20年的主要任务是提升城镇化率，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转移到城镇，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逆城市化在美国曾经风行一时，主要表现有两个：一是大量中产阶层在农村中小城镇居住；二是大都市(小区网论坛)的中产阶级逃离，到近远郊区居住。这样的格局跟美国的国情有关。美国土地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城乡差距小，有时甚至是负差距。农村风景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宽阔的居住条件，吸引了大量中产阶层。与我国大学与企业总部都分布在大都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大学与企业一般都分布在中小城镇，形成美国特色的大学城、企业镇。美国大都市的中产阶层不愿意住在，他们更喜欢住在空气与居住条件都很棒的郊区。这导致郊区房价贵、市区房价的现象。
我国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一些逆城市化现象，但都是在一些城乡差距比较小的特定区域，并不是主流。比如浙江的台州与义乌，就曾出现过原来从农村迁移出去的居民要求把户籍再迁回农村的现象。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民营经济发达，城乡连成一片，小城镇与周边农村差距很小，交通也方便。另外，当地还有一些土政策吸引回流，比如有些地方规定，如果是农村户籍，适龄青年结婚后没有婚房者可分配到一块宅基地建房。而如果是城镇青年，就只能自己买房了，这些地区农村户籍的含金量大于城镇户口。
我国不少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小城镇，城乡差距小，农村居民既有宅基地又有承包地，当地中小城镇的户口对他们吸引不大。当然城镇的中资源还是要比农村好许多，不少人因为考虑孩子问题，只好把农村户籍转成城镇户籍。但如果户籍转变与农村承包地与宅基地挂钩，这些农村居民转变户籍的动力就会小许多。
我国目前总体城乡差距巨大，只有52%的城镇化率，其中有城镇户籍者只有35%。而全球中等发达国家一般城镇化率都在75%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还是应该大力发展城镇化，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到城镇居住，当然也应该让17%已经在城镇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员能够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
我国不同城镇提供公共服务的差距也很巨大，这也是为何大量人口向大都市拥挤的原因。大都市拥有的资源、医疗资源，公共服务比一般中小城镇高出许多。提高中小城镇的吸引力必须在缩小其与大都市公共服务的差距上下工夫，比如可以考虑允许大学与医院在中小城镇办分院。美国的纽约州与加州的州立大学就很有特色，它们在本州的中小城镇办有几十所，差不多一个县就能够有一所州立大学的，大城市与中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差距很小。我国高校与医疗等资源目前基本上被直辖市、省会城市与单列市垄断，2800多个县，一个县能够有大学者极少，这也是那些本想到中小城镇生活的人止步的主要原因。如何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大都市与中小城镇的差距，我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广州公共服务设施总体配套水平偏低、配套设置标准实时更新修订不及时、代建设施移交滞后……近日，由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广州社会蓝皮书，对近年来广州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归纳。
蓝皮书提出按照属地政府牵头负责的模式，贯彻落实“123”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文件，推进均衡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快规章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优化配套标准，完善代建移交制度等建议。
配套水平偏低分布不均
广州公共服务设施总体水平与先进城市差距较大。目前10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扣除商业用地）仅占城市建设用地的7%左右，而新加坡、香港已分别达15%和12%。
同时，空间分布不均衡，公共服务资源在城区过度聚集（如越秀、荔湾、天河、海珠四区集中了全市60%以上的医疗床位），新城区和副产业功能发展较多，而、医疗、购物、文化等基本生活公共配套服务功能未及时跟进，导致旧城区人口过度聚集，新区“宜业不宜居”，“钟摆式”交通等问题，多网络型城市空间布局较难形成。
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城乡差距显著。全市的村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仅有3.72km2，占村建设总用地不到2%。在配套方式上也有待创新，广州市的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大多仍采用设于住宅裙楼的“小配套”或小区内部零散商铺的模式，邻里、公共等服务综合体较少。
公共配套建设缺政府主导
蓝皮书还发现，以往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过于依赖开发商和社会资金的作用，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中的主导、主动作用未充分发挥，容易造成社区及以上级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大配套”）的滞后或不足。
而且，对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在空间上的安排缺乏引导措施和机制，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尤其是三甲医院床位、中）在城区仍不断集聚，而都市区外围、新城区和副则配套滞后，与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要求不一致，而外围新区产业功能发展较多，、医疗、购物、文化等生活公共配套服务功能未及时跟进，公共服务体系与人口分布错位。公共服务配套向城区倾斜，导致区人口不降反增，如2000年越秀区（含原东山）常住人口密度为2.4万人/km2，2010年增至3.4万人/km2。
同时，固定资产仍主要投放在城区，从2006年到2011年越秀、天河、海珠三区的固定从789亿元上升至1669亿元，占全市比率亦从46.5%上升至51.2%，而南沙、花都、番禺三区总额虽然从459亿元上升至628亿元，但占全市比率却从27.1%下降至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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