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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城镇化路径需直面三重追问

每日经济新闻  2013-06-28 10:39

[摘要] 在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邓海建

新型城镇化的脚步又近了。

在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2013年,城镇化成为中国的热词地产商在这里嗅出无限商机,地方政府在这里发现新的增长点,农民在这里看到进城的愿景……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城镇化是扩大内需。这话在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中,有更直接的畅想,“城镇化将在未来10年拉动40万亿”。

目标有了,接下来就是选择道路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限制”等提法,显然具有标杆意义。用业界的话说,这是我国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

但上路之前,其实还是很有必要问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契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城镇化?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城镇化,应该是中国农民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于此而言,这些年粗放而原生态的城镇化,显然是值得警惕、至少是值得反思的。土地的城镇化、房子的城镇化,一旦超过人的城镇化,自然就会为“空城”、“鬼城”等乱象预留伏笔。

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限制”的路径选择,笔者以为,绕不开三重追问:

一是眼下城镇化遇到的问题,果真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小城镇吗?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耀曾说,“近几年城镇化速度也比较快,一些县、地级市等农村转城镇户口已很宽松,只要有固定工作、住房,基本可实现”。早已成为现实的事情,今天再大张旗鼓去“展望未来”群众已经过河了,政策还在摸石头?

二是城镇化要推进,能绕得开户籍制度改革的门槛吗?且不说小城市的户口早就基本呈现“门户开放”的状态,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些不算小的城市也在户籍政策上打过主意。不管是怎样的城镇化,首先是人的权益与自由的均衡与平等化,如果小城镇的户口继续与大城市的户口不能“通存通兑”,就算小城镇完全取消二元差别,又有多大现实意义?

只有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才能疏解这些问题。哪些是要统筹解决的,哪些是层面可以自由流通的,哪些是不同地方需要无缝接续的……这都不是一个地方性“”就能一劳永逸的事情。财经委刚刚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这份报告认为,要用改革和市场手段,尽快解决制约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户籍藩篱。

三是“全面放开”之前,成本与管理的账单算清楚了吗?“”的意思,当然并不是指向那一本色彩各异的户籍卡,而是指向市民化的权益与自由。有人说,这个用不着担心,户口有了,还愁什么医疗、、住房会不对等吗?这话从逻辑上可信,但还要面对一个现实:小城镇或小城市的资源能源总量基本是个定量,一旦“”政策扩张了城镇人口,公共服务不会因为面饼摊大了面积而 “质量缩水”吗?此前有学者表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后的成本为10万元。当然这个数字会有地区差异,但城市在给他们派发户籍卡之前,真的做好公共服务与管理的增量式扩容了吗?

“自由多一分,经济长一寸。”今天的中国城镇化,固然要循序渐进,由跬步而至千里,但如果不能从自由迁徙的藩篱入手、直面城镇化中的“硬骨头”与“深水区”,小步慢跑的姿态,也许未必是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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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城镇化路径,具体而言,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6月27日《新京报》)

明确各类城市具体城镇化路径,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努力实现义务、就业服务、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覆盖城镇常住人口。淡化了户籍观念,降低了门槛,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如是户籍新政体现了人性化改革思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笔者注意到,放开限制仅限于中小城市,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条件仍然较为苛刻。

虽说完全放开户籍制度存在难度,户籍改革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改革与较量,不会一蹴而就。但是在户籍制度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民众对此充满期待。户籍改革势在必行。城镇化新路径放宽了中小城市条件,但是大城市户籍门槛依然高不可攀。城镇化新路径与千千万万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外来人员关系不大,户籍改革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事实上,此前不少地区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但是此举只能在同一地域淡化城乡户籍差别,不同地域户口附加值仍有很大不同。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附加值仍有较大差距,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农村户籍的附加值差别明显。我认为,户籍改革不仅要降低中小城市门槛,更要剥离户籍的附加福利,赋予不同户籍性质,不同地域人员平等权利。

改革开放35年,户口早已不再管公民吃饭穿衣的问题。但是户口的附加功能仍然存在。因为户口不同,公民权利并不平等。这不仅涉及城乡二元化体制,而且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之间,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户口的附加功能差异明显。在而言,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差别33万。对特大城市来讲,待遇差别上百万甚至更高。不同地区户口附加值差异真的有这么大吗?我们不妨从住房、养老与三个方面来探讨。

先说住房问题。在高房价的语境下,尽管各地都出台了住房保障政策。着力建设限价房、经适房、廉租房、公租房。但是,外地户口多被排除在住房保障政策之外。三亚市市长曾公开表示,“本地居民有宅基地,有自己的住房。公务员有补贴与经济适用房。对买不起房子的困难群体,政府提供廉租房。开发商贱卖房子是犯罪”。

接着看养老问题。尽管不少单位为员工办理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转制度已经建立。但是公民养老保险统筹部分尚不能全额跨省转移。社保政策一盘棋任重道远。

再说问题,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尺度有所放松,但是户口仍然承载着功能。由于资源配置不均,且不说外来人口不能享受当地资源,流动人口子女无处高考的消息更是屡见报端。

在城镇化进程中,户籍改革向纵深推进,取消城乡二元制户籍结构,给中小城市户籍松绑,或许不难。而改变户籍的福利功能,优化不同城市之间的社会资源配置,缩小不同地域户籍的含金量差异,才是户籍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语境下,完全剥离户籍的福利附加值并不容易。但是,缩小户口的福利差距,把公民都纳入权利保障视野,应该可以做到。当然,问题的最终解决,期待从立法层面彻底消除户籍福利内容。如果公民一张身份证权利通行,社保、医保、住房保障漫游,户籍改革才能真正诠释公平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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