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言之鑿鑿的房產稅擴圍傳言又一次被辟謠。6月20日，北京、南京等城市先后否認了“房產稅最終版本已上報”的媒體報道的真實性。這個樓市版“狼來了”的故事屢次上演，又屢次引起公眾關注，說明房產稅被各利益相關方寄予了不同的期望。
言之鑿鑿的房產稅擴圍傳言又一次被辟謠。6月20日，北京、南京等城市先后否認了“房產稅最終版本已上報”的媒體報道的真實性。
這個樓市版“狼來了”的故事屢次上演，又屢次引起公眾關注，說明房產稅被各利益相關方寄予了不同的期望。對公眾來說，房產稅是打擊“房叔”、“房姐”的反腐利器；對無房者來說，房產稅是降房價的“終極殺手”；對地方政府來說，房產稅又是解套債務、增加財政收入的法寶。
這些期望，在房產稅身上附加了太多意義，房產稅未必能夠承擔。
首先，房產稅的作用不在于打擊腐敗，盡管一些專家認為房產稅的步履蹣跚在于既得利益官員的阻力，但治理官員腐敗，還應從完善法治、完善監督以及政府放權等根本制度層面著手，不能指望房產稅這種單純的稅收手段。
其次，房產稅不應成為降房價的“最后希望”。房產稅的影響是緩慢的，其影響力體現在對長期購房習慣和購房心理的作用上，不會在短期發揮立竿見影的效果；而且持有房產成本的增加也只是影響房價的諸多因素之一，決定房價的仍然是供求之間的角力。美國、英國、日本等國都在持有環節征收房產稅或物業稅，也未能抑制住歷的房價泡沫的形成。
一些地方政府僅僅從工具理性出發，把房產稅僅僅當作土地賣完之后增加財政收入與替代“土地財政”的工具，其出發點也值得質疑。
以發達國家作為參照。房產稅在英美等國的出現，是與鄉鎮自治與社區自治的傳統分不開的，其本意是社區居民“湊份子”做事情，是因為社區需要有一些公共事業，如學校、道路、消防、安保等，這筆錢也嚴格用于本社區的公共事業，改善民生，而且支出也充分公開透明。所以，在歐美等國，物業稅有著很強的民生本位屬性。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社區有不同的物業稅稅率，而不同的社區由于物業稅的不同，公共設施包括學校、醫院的建設水平也產生了差異，不同社區的住宅估值也因此大不相同。這就在地方治理當中產生了良性的循環，越是治安良好、擁有好學校的社區，住房估值就越高，物業稅就收得越多，而物業稅收得越多，地方政府就越有錢用于改善民生。
可以看出，房產稅應是民生本位，而不是僅僅當作政府財政解困的手段。以民生為本，也就意味著房產稅應是一種地方治理理念的革新，地方政府必須要以面向本地居民提供良好的治安和環境為主要施政目標，以良好的公共產品來提升城市價值，而不是以GDP掛帥，把賣地、招商[簡介動態]和搞政績工程、面子工程當作政績來體現。
這樣的民生本位治理理念的形成，需要我們在房產稅制度設計之初就要有清晰的概念，把房產稅的推行當作地方治理理念革新的一次契機：地方政府收入來自于當地居民，就應該想辦法“討好”本地居民，而不是討好領導。
同時，房產稅應該是我國整體稅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能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虧空時增加收入源的行動。經過多年稅收總額高速增長之后，我國的整體稅負已經達到新的高度。
不妨多想想，房產稅的推出到底是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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