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经济造成重创。中国政府及时做出反应，于2008年底推出4万亿计划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为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并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举措的成效有目共睹。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经济造成重创。中国政府及时做出反应，于2008年底推出4万亿计划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为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并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举措的成效有目共睹。到2010年底，4万亿计划就将完成，如何评估两年来的一揽子刺激政策，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如何进策调整，将是决策层当前面临的核心课题。
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实施
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实施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了。现在要对该计划进行全面的评估还为时尚早，但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些局部的观察和评述。
4万亿计划。根据2010年3月份国家发改委在两会期间所提供的相关数据，4万亿的分布是：民生工程占44%；自主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占16%；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占23%；汶川地震的灾后恢复重建占14%；其他公共支出占3%。
这个安排与计划刚刚推出的设想有较大区别。按当时的计划，铁路、公路、机场、电站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占总的比重达到45%，跟民生相关的占17.25%，科技创新与环保占12.75%，灾后重建占25%。应该说经过几度调整，分配格局才有了今天明显的改进，是减少了重大基础设施的，增加了民生、创新与生态方面的。
总体上，4万亿在提振市场信心，扩大内需，减少失业以及加强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包括关注低收入人群)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地方融资平台。由于地方配套资金问题，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发展迅速，从而导致融资平台风险。这可以看做是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副产品。据银监会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其中发现有问题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2万余笔，涉及贷款金额约2万亿元。风险隐患主要集中于地方财政的代偿性风险。显然，在地方财政资金不足但又要对4万亿计划进行资金配套的时候，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产生不可避免。
巨量的货币投放。2009年，货币投放达9.6万亿元；2010年，虽然信贷指标是7.5万亿元，但加上表外业务如银行信托合作理财产品，也可能会超过9万亿元。两年货币投放加起来接近20万亿元，这是的。巨量货币投放是刺激计划所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由此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风险都已显现。
房地产政策。当时面对危机，房地产政策也作了较大调整，无论是房地产企业资本金比例的下调，还是首付比率以及房贷利率的优惠等，都一路开绿灯。房地产的景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相关问题，比如房价的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对“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限制、节能减排的标准等也都有所放松，从而导致2010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上升。
总体判断，一揽子刺激计划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驱动能够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在经济快速下滑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必须注意到，政府驱动型的刺激方案也存在不少问题。
，它不利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对国有经济或地方政府的依赖尽管直接效果明显，但会带来财政风险。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最终都由财政承担。
第三，政府主导与性调控还会致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出现效率不足，腐败问题等。
第四，直接的性调控，如银行直接指挥商业银行的数量行为和价格行为，房地产业的限购令，由于缺少市场反馈链条的平滑作用，容易加大经济起、降的幅度。
近期经济走势如何
保增长与调结构一直是中国宏观管理的两难。在现实中，二者之间一直也是拉锯战。
2007年底的时候，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两防”(防止过热与防止通胀)，这是调整的开始。但到2008年底，面对危机，政策重心就是保增长了。一直到2010年一季度，增长都是最重要的主题。以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调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名义上还在提，但实际操作中有些顾不上。
到2010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11.9%，经济显示过热迹象，并且有些指标(如能耗指标)也出了问题，政府才开始了密集的政策调整，这包括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实施房地产新政，强制节能减排、人民币汇改重启、调整出口退税以及提高地方工资水平等。应该说，这些政策调整总体上都属于政策正常化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但不期然的变化是，由于这些政策调整效应的叠加，再加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使得二季度增长低于预期，于是政府又开始担心经济的二次探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二季度的政策收紧，在三季度又有所放松，从而很多宏观指标在2010年8月份结束了4月份以来的回落情况，止跌回升。
下一步宏观政策调整的走向
未来形势看，由于地方换届以及“十二五”规划将要开局，地方的热情高涨。再加上如果节能减排的硬性指标在2010年底完成，2011年上半年可能有所放松，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经济较快增长，并带来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鉴于当前增长基础逐步稳固，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加强，我们认为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将是进一步推进宏观政策的正常化，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突出结构调整以及注重增长的内生动力。
货币政策正常化，利率正常化。巨量的货币投放会导致很多宏观风险。
一是通胀压力，2010年10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4.4%，2011年的通胀率或许还会高过2010年。
二是资产价格风险。目前的房价居高不下，尽管与很多因素有关，但货币投放过多以及利率较低却是不可回避的原因。
因此，未来控制信贷总量，逐步提高利率，使货币政策趋于正常化，将是重要的政策选择。比如，可以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
结束“拉锯战”，旗帜鲜明调结构。现在市场上对于能否将结构调整“进行到底”还在打问号，地方上也在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决策部门就要明确态度，即为了调结构，可以牺牲一点增长速度。这个确定的预期，坚决的态度，有利于上下一致行动起来，并使社会各方面做认真充分的准备，较快实现结构调整。否则，如果各地三心二意，各方面只做权宜性的、应付性的对策，调结构将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注重扩大内需，突出供给管理。未来而言，面临外部需求的萎缩，扩大内需仍是我们的重要战略。但同时，要更加注重供给管理，是提高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这就要求：
，调结构应从优化结构入手。结构是抓手，它会带动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调整。
第二，推进价格和财税改革，提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激励机制。
第三，打破垄断，增加有效供给。
减弱政府性驱动，增强内生增长动力。鉴于政府性驱动存在的问题，未来中国增长要更多依赖内生性增长动力，即鼓励民间。为此，出台了“新三十六条”以及后来的实施细则，这对于促进民间关键。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细则真正落实到位。(《半月谈》2010年第22期，文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张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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