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调整是本次两会的热点话题，而话题的重点之一是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数据显示，1996年-2007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断下降，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不断上升，收入初次分配出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趋势。2007年，居民、政府和企业三者收入比重为57.9%、19.5%和22.6%，与1995年相比，分别为下降7.2个百分点和提高4.3、1.9个百分点。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总额和财产净收入构成，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净收入增长慢于国民总收入增长，导致了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出现快速回落的现象。2002年-2009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职工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年均增长只有8.18%。2000年-2007年，居民财产净收入年均增长9.3%，低于同期国民总收入增长率5.1个百分点。因此，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呼声受到各方关注。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要和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齐头并进，否则事倍功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采取的经济发展策略，或多或少学习和借鉴了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也就是制定以制造业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以资源对这一模式进行支持。体现在金融制度安排上，就是政府推行“金融为增长服务”的政策，以银行为主导，掌握社会上大量的资金资源，并根据政府导向将资金配置到“优先行业”，如出口、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等。由于政策的扶持，这些优先行业所获取的金融资源是相对廉价的，因此能获得比较，带动实施经济振兴。由于东亚国家居民普遍储蓄，这一策略在经济追赶阶段无疑是成功的，但不是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至少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就应该适时调整。同时，如果我们大部分国民财富都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而银行也迫切需要这些廉价资源来服务于国家增长策略，则居民财产性收入也难以大幅增长。因为出口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压低资金成本来维持，如果其希望支付的资金成本仅是存款利率，那么，我们大部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充其量就是存款利息收入而已。对此，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居民完全有运用、支配自身财产的权利，资金存放银行是自愿行为，但联想到我们诸多行业对民营资本的准入限制，并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融资占比不足10%的现实，我们就会理解存银行的选择。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没有放宽民营准入的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金融结构的调整，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空间可能也受限。
同时，讨论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就不得不涉及我们从事的资产管理行业。我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又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财富急剧积累的阶段，如何做好国民财富管理关乎全民福祉。从这一角度看，资产管理行业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从开放式基金推出以来，股票型基金的年平均复合净值增长率超过了20%，这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在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今后应该让业绩优良的专业机构肩负更大的使命。同时，对于各类专业财富管理机构，国家似乎应该多一些扶持，使其激励约束适当、精英辈出、生机勃勃，因为这事关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战略，事关收入分配调整和国民财富增长。如果我们能以服务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那么，关于资产管理行业的改革措施、创新方法，在开阔的视野下会变得清晰，参与者会更有勇气，责无旁贷，直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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