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央行行长：政策明晰性降低美联储加息风险

杨燕青 周艾琳

作为全球第七大经济体、南美大经济体，巴西“低增速、高通胀”的经济状况令人堪忧。面对货币雷亚尔近乎领跌全球、通胀高企、大宗商品暴跌、美联储加息等重重难关，巴西经济在2015年能否迎来曙光？

“尽管短期通胀上升，但2016~2019年的通胀预期在几年来次有所下调……我们的目标是在2016年年底前将通胀锁定在4.5%的目标值。”巴西央行[微博]行长通比尼(AlexandreTombini)在2015年冬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接受《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

在全球宽松潮奔涌的背景下，巴西却反其道而行之——连续两度加息，并且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但雷亚尔非但未能从中获益，反倒被卷入新兴市场货币贬值的浪潮之中。“巴西提高了如能源、电力、交通等行政费用，虽然这暂时推高了短期通胀预期，但同时也重塑了财政空间，届时或将压低中长期通胀预期。”通比尼表示，2015年是巴西的过渡年，从紧的货币政策在于压低通胀，财政紧缩旨在重塑财政空间，二者间独立且互补。

随着美联储加息日程渐近，当被问及2013年5月那场导致国际资本疯狂逃出新兴市场的“退出恐慌”(tapertantrum)是否会再度上演，通比尼称：“当前美联储的沟通非常清晰、意图明确，尽管未明确阐述何时、如何加息，但已足够让巴西为正常化进程做好准备。”

谈及中国这一巴西重要的贸易伙伴，通比尼认为，6.5%~7%的经济增速对中国而言仍是合理的，且巴西作为大宗商品大型出口国，大宗商品价格对于巴西贸易收支平衡至关重要，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间接推动大宗商品价格，这有利于巴西经济。随着美国经济走强、中国仍保持全球领先的增速，巴西今后的出口前景也将有所改善。

通胀目标：两年内回落至4.5%

财经日报：一度熠熠闪耀的金砖国家目前或多或少都面临困难，尤其是巴西。如何评价巴西2014年的经济表现？2015年预期和政策方向是怎样的？

通比尼：2014年巴西经济增长放缓，但接近充分就业，通胀保持在目标区间之内。2014年和2015年巴西通胀的既定目标是4.5%，可上下浮动2个百分点，即在2.5%~6.5%之间，当前通胀保持在接近6.4%。今年是巴西的过渡年，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会采取诸多行动，争取重塑财政空间。一部分措施就是提高如能源、电力、交通等行政费用，虽然这暂时推高了短期通胀预期，但这同时也重塑了财政空间，可望压低中长期通胀。

自2013年中期以来，巴西的消费者和商业信心有所下降。尽管目前短期通胀上升，但2016~2019年的通胀预期在几年来次有所下调，而上述措施有助于重塑消费者和商业信心，促进投资。我们的目标是在2016年年底前将通胀锁定在4.5%的目标值。

日报：在这个过程中，巴西央行显然面临艰巨挑战，高利率抑制高通[微博]胀很可能会伤及实体经济，巴西的经济增长本来就疲弱，如何在二者间取得平衡？

通比尼：拉动经济的动力主要在于投资，但巴西的商业信心有所下降，因此加强信心和政策信用是巴西此后发展的关键。当前我们正在重塑财政空间，试图改善这一状况。

日报：为改善经济状况，巴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协同？如何协同？

通比尼：尽管央行货币政策是独立的，但财政政策有助于央行锁定通胀目标，因此二者是互补的。以此来看，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对央行而言是有利的。

日报：2015年全球经济复苏依旧乏力，如何看待巴西今后几年的出口前景？

通比尼：全球环境的确会影响巴西出口，美元不断上行，巴西币值的贬值幅度远大于通胀(雷亚尔对美元自去年6月以来已缩水近30%)，这也有利于本国贸易，尽管传导机制会存在滞后效应。此外，尽管中国经济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全球领先的速度，加之美国强势复苏，全球经济的改善也会改善巴西今后的出口前景。

美联储加息：

政策明晰性降低风险

日报：2013年5月，美联储将退出QE的言论导致国际资本疯狂流出新兴市场，当时巴西深受其害，和印度、印尼、土耳其、南非一起被并称为“脆弱五国(Fragile5)”。2015年，美联储很可能开启加息进程，你认为巴西此次是否会再度遭遇大规模资本流出？

通比尼：我们认为当前关键的是政策明晰性，即有效沟通，这有助于控制或观测波动性，维持有序的经济金融走势。就目前而言，美联储的沟通非常清晰、意图明确，尽管未明确阐述何时、如何加息，但明确的沟通也让我们能够为正常化进程做好准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加息风险。

日报：相比2013年，你认为美联储的沟通是否做得更好了？

通比尼：的确如此。

日报：你认为油价暴跌对巴西有何影响？

通比尼：巴西当前仍是石油净进口国，鉴于现在油价处于低位，巴西将较去年节省约120亿美元，因此短期而言巴西从低油价中获益。此外，低油价为恢复针对汽油、柴油等征收的碳税提供了空间，这有助于重塑财政空间。

日报：现在是取消补贴、推进改革的好时机吗？

通比尼：是的。我们已经开始取消燃油补贴，并引入燃油消费税，这也是财政改革的一部分，有助于重塑财政空间、提升商业信心。

日报：就欧洲而言，欧元区QE是否在你预料之中？从你作为经济学家的专业判断而言，这是否会成为有效之举？

通比尼：我认为当前重要的是政策明晰性，因此欧洲央行的行动无疑是减少了一项不确定性。此外，如果欧洲经济能因此而改善，巴西作为其贸易伙伴也会大受裨益。总体而言，欧元区QE加强了政策明确性、稳定市场并有利于巴西经济以及其他贸易伙伴。

日报：你认为目前确定的购债规模(每月600亿欧元)是否足够？

通比尼：目前我无法做出判断，但是这一购债规模已经足以吸引市场注意，有助于加强市场信心。

日报：欧元区QE并没有前瞻指引(forwardguidance)，此前市场分析人士提出英国央行的前瞻指引失败的判断，怎么看待前瞻指引在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UMP)中的作用和角色？

通比尼：前瞻指引大大减少了政策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越发需要强调“基于经济数据”(data-dependent)的重要性，正如美联储近期一直强调的那样。因此，央行需要根据数据的变化进一步向市场沟通，阐述其对经济的再评估。

日报：巴西央行是否实施了前瞻指引？

通比尼：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已经实施了前瞻指引，正如之前所述，巴西央行采取政策行动，以求在2016年底前将通胀控制在4.5%以内。

日报：在金融危机后，你对央行职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等方面有何全新的认识或思考？

通比尼：我们从危机中学到的一点是，央行在维持金融稳定方面扮演中心角色，即使这并非央行的官方使命，但后央行必然会被牵扯到金融稳定问题中去。

危机后，许多国家的央行成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巴西自2011年起便成立了该委员会，我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对维持金融稳定非常有帮助，我们每两个月会定期分析金融部门波动性，这能够帮助央行更有效、及时地防止潜在风险。总体而言，金融危机后，央行的危机处理和金融维稳能力都有所增强。

日报：危机后，为了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不少央行恢复了微观审慎监管的职能，或者至少加强了对“大而不能倒”银行的监管，如何看待这个趋势？这是不是实现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

通比尼：自从巴西央行成立以来，对银行监管一直是央行的内部责任，这对我们很有帮助。在危机前，众多央行并未将金融稳定列为其职责，直到危机后才重新回归，因此我们可能采取了明智之举。

中国：6.5%~7%的经济增速

是合理的

日报：作为巴西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这对巴西的中长期增长有何影响？

通比尼：中国是除欧盟外巴西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大于15年前，因此6.5%~7%的经济增速仍是合理的。巴西是大宗商品大型出口国，大宗商品的价格对于巴西保持贸易收支平衡至关重要，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间接推动大宗商品价格，这有利于巴西经济。我们认为，中国将经历经济过渡期，但仍将保持经济增长。

此外，我们也与中国有一些融资安排，如双边货币互换，虽然这在正常时期只是一种象征，但将成为危机时刻的好支撑之一。当前，我们正在就CRA机制(ContingentReserveArrangement，应急储备安排)进行讨论，我们已将提案递交至巴西国会，CRA的成立和启动将为遭遇流动性危机或偿付危机的金砖国家(也包括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提供紧急救助。希望具体运作细节能够在今年7月的金砖峰会上得到落实。

日报：中国目前正在推动和筹建包括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上海合作组织银行几个多边机制，在外界看来，这些相互重叠的安排会否相互掣肘？

通比尼：我认为这是好事，基础建设投资对于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都至关重要。

日报：中国将成为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的承办国，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确定和安排议程？

通比尼：现在谈论2016年的议程还为时过早，但届时巴西一定会予以支持与配合。

日报：你认为在今年IMF[微博]关于SDR(特别提款权)的审核中，中国的人民币或者金砖国家作为一个货币群(bloc)是否可能被纳入货币篮子？

通比尼：我认为金砖国家货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是可能的，这对于加强SDR货币篮子多样性很有帮助，但这不完全是央行的责任，各界都需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