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在《公租房漫漫融资路》（详见6版）采写过程中发现，公租房转售正成为一些地方政府为缓解资金压力的一个备案议题。广州、深圳此前相继传出类似提议，重庆明确表示将在5年后让公租房上市交易。
住房保障究竟是保障“居住权”还是“房产权”的争议由来已久，相信会在未来两年落实公租房建设任务的过程中逐渐清晰。我们认为，无论从资源效率还是管理效率来说，对待公租房转售仍须谨慎斟酌。
首先，公租房主要针对城市中低收入人群。一旦公租房转售，相当于直接减少可用于居住保障的房屋，会极大降低公租房的使用效率。
其次，一旦涉及产权归属问题，利益驱动下的寻租动机与空间就会陡增。殷鉴！这不仅会加大压力，也易引发社会抵触情绪，由此产生的成本代价难以估量，还会损害保障资源使用的公平性。
一些人士提出，只要规定公租房转售后五年内不得上市交易，五年后仅允许政府回购，即可解决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这同样立不住脚。不谈五年后政府回购的资金来源问题，如果按此制度设计，则根本掐断了房屋本身的空间，保障者为何不以租代购，将这部分财富转移？如果仅仅是因为“手有产权、心中不慌”，则显然与公租房“保障租赁权”的根本精神自相矛盾。
更重要的是，一旦公租房可售，相当于政府建设一批房源低价转售，回笼资金后再进行开发，某种程度上行使了开发商的职责。从利益动机来考虑，如何有效控制这种公权力过度放大行为的异化，更须谨慎斟酌。
现实困难确实存在。按照重庆的算账，目前公租房租金连偿还融资利息都不够。这也是当前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建设机构偏爱经济适用房这类可售型保障房的原因所在。这有待于制度设计的完善，加大国家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操作过程中发挥智慧。不妨效仿香港做法，充分运用社区底商的售卖或经营来缓解资金压力。
无论如何，资金问题都不是公租房转售的理由。必须看到，公租房与可售型保障房的根本区别在于，用租赁居住权对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实施动态保障，惟其如此，才能达到对应保人群的全面覆盖。
评价一地政府住房保障的绩效，应以保障居民的实际居住结果为标准。如果这一根本逻辑没搞清楚，以资金为由推动公租房转售，无异于破坏国家整体住房保障体系的设计框架，也是对保障房建设目标的敷衍与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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