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的论证过程中，有着不正常的人为操纵痕迹。本着对文保区负责，对北京的历史文化负责，完善目前的论证制度势在必行。
东四八条拆迁虽然得到论证“通过”，背后却玄机重重。其一，有关政府部门针对该项目曾两次举办论证会，在次会上有坚决反对，而在第二次会上，提出反对的未受邀出席。其二，按照论证会流程的惯例，论证会应首先讨论该项目是否可行；接下来，再讨论建设方案。但在第二次论证会上，“项目是否可行”的步骤被省略，与会对此却无一表示异议（据5月24日《京华时报》）。
显然，以上两个疑点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印象，那就是在东四八条拆迁的论证过程中，有着不正常的人为操纵痕迹，组织论证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听取各方意见，慎重决策，而是先入为主，事先预设好了结果，对论证会程序犹如“捏面团”一样随意修改———当某个人成为“障碍”时，就让他坐冷板凳，当某个程序成为障碍时，干脆抹掉它。
更令人惊讶的是，规范程序被随意取消，如此漠视制度、漠视科学的做法，们却并不在意，他们对于项目是否可行这一“大是大非”视而不见，而只是纠缠一些细枝末节，例如是否重新建四合院，“今都王府”这一项目名称是否合适等。有辩解说，开发商提供的材料说，该地区拆掉面积已达三分之二，“拆迁已成事实”，因此没有对会议流程省略掉步骤提出异议。且不说“拆迁已成事实”是否为事实，开发商先和有关部门“先上车后补票”，大面积拆迁文保区建筑后再进行论证的做法，难道不应该得到质疑，如果对这样的既成事实表示沉默，们如何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就算已经“拆了三分之二”，那还有三分之一的古建筑难道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不值得们奋力一争？
按照北京市的规定，政府聘请了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谢辰生、李准、徐苹芳等10名，涉及北京重大文保规划项目，有关部门都需要请这10名中的5到7位进行论证。这一制度的立意很好，但实施中，该制度没有被严格执行，一些漏洞被利用。徐苹芳是顾问组10名成员之一，并且曾在东四九条“住了近半个世纪”，按理说，他应该是对东四八条拆迁最有发言权的，结果这个一再反对拆迁的，想参加论证会却无法如愿。此外有表示一些论证结果未必是能完全决定的，他透露，一些本该由独立判断的会议上，会出现设计单位甚至开发商的身影，也有一些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传达到那里。
所以，本着对文保区负责，对北京的历史文化负责，进一步严格、完善目前的论证制度势在必行。其一，应是赋予制度以刚性，例如既然步是讨论项目是否可行，那就应不折不扣执行，任何人都无权取消。倘若先造成拆迁的事实，再组织论证，那应该严厉追究责任人；例如的论证结果在递交政府同时也必须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其二，应确保“反对派”的发言权，既然只有10名，每一次论证会应该全部邀请，参会的反对意见应该完整地写入论证结果，提交政府。是社会的财富，也是政府的良师益友，在专业问题上让“反对派”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相反会让政府兼听则明，审慎决策，真正维护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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